今年年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实施以来，全国掀起可再生能源发展高潮。各地纷纷上马风能、生物柴油等项目。与此同时，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盲目投资，不计成本上项目的现象。

这种现象发展下去，必然对中国的能源体系产生重要影响。如何来避免这些误区，为此，12月5日，本报专访了能源专家、中国能源网信息总监韩晓平。

投资“大跃进”

记者：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？

韩晓平：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和企业都没有真正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意识。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上项目的机会。

一些省份本来并不需要风能，但是为了上项目，规避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权限，宁愿将风能项目拆分成小项目。同时在具体政策上，政府要求对风能电价实行招标，结果各家企业竞相压价，有企业出价仅为市场价的一半。

在这种风潮前，企业也盲目而动。以风能为例，电力公司也知道风能电价低，不可能短期有利益，但是依然“跑马圈地”，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很可能在可再生能源政策上还会有变化———每个电力公司将承担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。于是为了将来不再从别人手中购买配额，争先恐后“跑马圈地”。

记者：我们发现国内各省市对发展生物能源比较热衷，比如生物柴油、玉米(1568,1,0.06%)制作乙醇等，从能源的综合利用角度，这些项目是否也存在问题？

韩晓平：是的。中国人均耕地1.41亩，而且还在逐年减少，即便13亿中国人将全部的耕地都用来搞生物柴油，也只能为全球减少1.65亿吨原油供应，仅相当于中国年石油消耗量的一半。而且中国也不是巴西，巴西人少地多，处于热带地区，有搞生物柴油的便利。

我曾举过一个例子，一亩地要收获1000斤油菜籽，需要50斤尿素，200到300斤化肥，还要100斤磷肥。3斤菜籽榨1斤油，一亩地可大约生产333斤能够作为生物柴油的菜籽油。但是，给这些菜籽施肥的化肥和尿素也是来自化石能源，最终一亩地供应的生物柴油不到100公斤，而生物柴油的热值还不到普通柴油的90%。

所以，采用任何一种能源都要考虑付出的代价，不管是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。

节流比开源更重要

记者：正如你的分析，这笔账很容易计算，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现象？

韩晓平：对当下中国来说，所有可再生能源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，只能起到缓解作用。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，重点不是说我们要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，重点是要把节能搞好，而节能首先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。节能的工作还没做好，现在来谈可再生能源有点本末倒置。

国家要求资源综合利用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。因此，有些地方政府对生物质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给予补贴，但是规定每年燃烧80%生物质燃料的电厂才可以有补贴，否则就将其视为常规火电。这相当于变相封杀生物质发电。有的地方甚至还对热电联产进行封杀，不予扶持。

国际上称节能为煤炭、石油、可再生能源、核能之后的第五能源。各国已经利用市场化机制，将节能作为增加能源供应新的手段。

记者：今年夏天，欧盟中国商会能源工作组主席陈新华呼吁必须明确区分和理解能、能量、能源三个概念。这是不是说国内对能源的理解还很欠缺？

韩晓平：的确是这样。物理学中的“能”指的是物体做功的能力，它包括动能、势能、热能、电能、核能、辐射能和化学能。能量则是对上述各种能的计量，而能源是可从其获得热、光和动力之类能量的资源。这样能源主要就用于交通、热以及电力。

不同的能源用途就有不同的解决途径。比如，原来我们认为可再生能源就是新能源，其实，最关键的标准应该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上，能够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的能源就是新能源。再如生物质能源解决民用还可以，但是要达到工业应用，现在还很难。这些对能源的认识将影响我们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决策。

应坚持市场手段

记者：目前可再生能源中出现的问题，您认为该怎么解决？

韩晓平：要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的问题，还是要坚持走市场化道路，要用市场来配置资源。

事实证明，之所以西方社会能够走出能源危机，就是他们顺应了市场化改革的潮流，放松管制，限制垄断，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有效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，增加了能源供应渠道，保障了能源供应的基本稳定。

现在应该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免税问题，目前油价一低，市场可能就不愿意买乙醇，所以在具体价格上面应有一定的优惠。比如风力发电的价格、生物柴油、生物乙醇的价格。不过，依靠行政命令可以解决当前几年的能源供应，但是无法解决将来。政府关键是要设计一种交易模式，最终让投资者有利可图，这样投资者就会自主选择市场来配置资源。